在中国汽车品牌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逐步逼近70%之际，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中国汽车企业的面前，如何真正成为全球性企车企？
答案的坐标，指向其实一直都很明确，成熟的欧美市场，但受制于相关限制，中国车企开拓北美市场的步伐相对缓慢，欧洲市场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目前最具分量的试金石，尤其是德国——这个汽车工业的诞生地、全球规则的最高考场，也是检验技术实力和品牌成色的终极战场。
2025年，欧洲整体的汽车销量约为1200万台，是全球最重要的汽车市场之一，而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引擎”，其市场体量、消费能力和产业纵深，构成了任何有志于全球化的车企，都无法回避的战略高地。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品牌在德国市场的占有率尚不足3%(2025年的表现)。
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绝不是产品不够好或价格不够低那么简单。在近期盖世汽车组织的《上海连线慕尼黑》栏目中，盖世汽车CEO周晓莺与蔚来、小鹏、均胜电子等一线企业的欧洲业务负责人，以及中德法律界、商会等领域的资深专家，共同探讨了以上问题，并做出了一致性的判断：中国汽车企业进入德国，早已不是简单的卖车逻辑，而是一场涉及技术合规、品牌叙事、供应链重构、组织能力和跨文化信任的系统性战役。
德国市场的真正价值，也不在于短期销量，而在于它能否助力中国汽车工业完成从性价比优势到体系化竞争力跃迁的关键一跃。
解码德国市场
理解德国市场，首先要摆脱单一维度的销量思维。蔚来欧洲副总裁、欧盟中国商会汽车工作组主席张晖在对话中给出了一个宏观坐标系：欧洲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汽车市场之一，更是汽车工业的发源地，大多数我们今天熟知的行业规则都诞生于此。
在这个地方竞争，面对的不仅是友商，更可能是全球范围内规则强度和广度最高的环境。
这种规则高地的特性，决定了进入德国市场必须经历一场全方位的合规洗礼。
通过对中资企业在欧投资情况的长期观察，德国安睿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刘岭总结了一个常见误区：很多企业将合规理解成一次性的文件准备工作，而不是贯穿交易、上市、售后和召回全流程的经营能力。刘岭特别指出，欧盟近几年的政策变化——从反补贴税的正式适用，到汽车行业行动计划，再到工业加速法案——方向非常明确：政策越来越强调本地制造、供应链韧性、持续监管和长期责任。
今天的欧洲市场，关心的不是企业能不能进来，而是更在意进来之后能否真正按照当地规则长期做下去。
这种规则的严苛性，首先体现在产品和技术层面。小鹏汽车海外技术总监、全德华人机电工程学会副主席胡静文分享了第一手经验：“小鹏在欧洲设立研发中心，并不仅仅是为了多一个研发点，而是因为欧洲本身就是产品的高地、市场的高地和合规的高地。”
小鹏的欧洲研发中心主要承担三大任务：法规与认证前置、用户体验的本地化感知传递、测试与验证的闭环。这三者环环相扣——只有将法规认证工作前置，理解到法规本身就是产品的一部分，才能将真实的市场需求反馈回总部，最后通过本地实测完成验证。
这种合规前置的必要性，源于中欧市场环境的本质差异。
胡静文坦言，小鹏在中国以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为亮点，但这些在中国很漂亮的成绩拿到德国后，优势反而变成了劣势。原因在于德国的法规制定往往滞后于新技术的迭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技术的落地。胡静文举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在中国，大多数消费者可能已经有一二十年不怎么收听广播电台了，但在欧洲，人们几乎每天都要使用。所有进入欧洲的车企都必须重新研究那些在中国可能已经被视为淘汰的技术，并将其重新加入产品。
这个看似反讽的案例，揭示了中国车企在德国面临的核心挑战：不是如何做加法，把更多的智能化功能堆砌上车，而是如何做减法，在满足法规要求的前提下，将中国市场行之有效的技术优势，进行适应性改造，使之既合规、又好用。胡静文特别强调：“如果技术太激进，虽然上限很高，但下限也会变得不可控，最终反而可能导致用户对产品的不信任”。所以，来欧洲，最重要任务不是加功能，而是要做减法，把功能和亮点做得扎实有效。
如果说合规是进入德国市场的入场券，那么品牌形象和利润则是检验企业长期生存能力的砝码。
均胜电子欧洲总经理吴枚从供应链视角指出，欧洲市场对于中国企业具有多重战略价值：首先是定价权和品牌溢价功能，其次是带动零部件供应商与欧洲OEM形成协同价值，此外当前欧洲也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资产窗口。
此外，当下欧洲市场对中国企业还有一个特殊的战略意义，即它正在推动一场技术趋势的颠覆性重构。吴枚分析指出，全球汽车界已经不再单纯以德系或美系为风向标，中国正在成为行业标准制定的先行者。在全球提到电动车，现在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品牌及特斯拉，而不是欧洲传统品牌。因此，如果能够在欧洲市场、特别是德国本土证明这种技术领导力，中国企业就将彻底完成这场关于技术叙事的颠覆。
德国中国商会秘书长王星进一步补充了德国市场的宏观战略价值。在其看来，欧洲是品牌和利润的高地，同时也是规则与标准的考场。王星指出了一个行业现实：国内的新能源产业已经进入万亿产值但利润微薄的阶段，而凡是海外收入占比较高的企业，其财务模型普遍都会更加健康。
而且欧洲市场愿意为绿色和品质支付溢价，因此从宏观战略角度看，欧洲也是中国制造摆脱低价竞争、实现盈利的关键所在。
然而，高利润往往也意味着高成本和高门槛。还是以德国市场为例，德国人口约八千多万，GDP总量在全球名列前茅，人均GDP接近六万美元。与此同时，德国还实施最低工资保障，且标准还在持续上调。
高人力成本、严格的劳工保护法、强大的工会力量，共同构成了德国市场运营的复杂基本面。
刘岭还详细解读了德国解雇保护法的严苛程度，一旦企业雇佣的全职员工超过一定数量，就会受到解雇保护法的约束。解雇不仅需要提前通知期，还必须具备正当理由，包括企业经营原因、个人原因或行为原因，而且每一种理由都需要企业进行严密论证。
这种劳资关系的高保护性，对于习惯了国内灵活用工模式的中国企业而言，也将构成巨大的管理挑战。
王星分享的一组商会调研数据显示，很多企业领导者认为员工离职的首要原因是薪酬不够，但实际在员工层面调查时，最强烈的反馈依次是：不公平的对待、不良的沟通、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最后才是薪资问题。这组数据说明，在德国市场，薪酬远非留住人才的核心，公平、沟通和发展前景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车入德要注意什么？
德国市场的竞争，从表面看是产品、技术的比拼，但从深层看，则是体系能力的较量。
这种体系能力涵盖了对合规的持续投入、对渠道的精巧设计、对二手车残值的精细管理，以及对本地化运营的深度嵌入。
刘岭将企业进入欧洲的合规要求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进入方式的选择——是设立全资子公司、与本地伙伴建立合资企业，还是通过并购，每种方式需要关注的重点截然不同：子公司涉及税务规划和责任划分，合资企业涉及控制权和分工，并购则需高度关注外资审查等风险。
第二类是产品、数据和软件方面的合规，包括车辆准入、网络安全、软件更新、数据保护及产品责任。
第三类是劳动用工和本地运营，特别是员工和工会的权利保护。
其中，数据与软件合规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刘岭指出，随着欧盟相关数据法案的适用，企业不仅要关注谁有权访问数据，还要考虑谁可以使用数据、在什么条件下需要开放。如果这些数据同时涉及个人数据，那么不同的法规就会重叠适用，大大增加合规的复杂度。
同时，网络安全和软件更新也已经进入了欧洲的车辆准入逻辑，监管机构要求企业必须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这意味着漏洞管理、版本控制、升级审批和事件响应等，都必须制度化和证据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欧盟新的产品责任指令已经把软件明确纳入产品责任的范围，并将其与网络安全缺陷视为缺陷判断的依据。也就是说，当下的技术问题很可能会演变为产品责任问题，一次OTA升级的失误，一次数据泄露事件，都有可能触发远比国内更为严厉的法律后果。
王星从商会视角指出了中资企业在合规方面的几个典型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把合规当成成本而不是投资。很多中资企业习惯于重资产、轻法务，不太愿意在律师费或合规咨询上承担成本。但在欧洲，法律和保险类投入往往被当地企业家视为回报可观的投资，有企业可以通过专业团队投入，合理利用规则应对贸易调查，最终获得明显的关税优势，但也有不少同行则被征收了不等的关税。王星指出，前者对欧洲市场几乎没有额外投入，却因为关税优势大大拓展了市场覆盖。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合规只是法务部门的事。很多企业将合规习惯性地外包给法务团队，而研发、生产、销售等业务部门不参与，但一些相关的配置或服务，如数据方面的法规要求，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就嵌入了特定功能，这意味着合规必须前置到研发流程中。
第三个误区是低估了德国关系型商业中的合规风险。王星举了一个令人警醒的案例：一家中资企业收购了一家德国供应商后，为了提价而停止对客户的供货，被当地主流车企视为对合作关系的背叛，客户关系彻底破裂，最终导致该企业破产。这个案例揭示了德国商业文化的底层逻辑：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合作关系，远比短期价格博弈重要。
事实上，德国客户对中国供应商的根本性疑虑，不是技术能力，也不是价格竞争力，而是当压力来临时的行为是否可预期。吴枚列举了一些典型的压力场景：产能紧张时会不会优先保护其他客户？原材料涨价时会不会单方面改变质量标准？地缘政治风险爆发时会不会被迫停工？出了质量问题会不会推卸责任？正是基于这种对可预期性的高度重视，德国市场的渠道建设和残值管理才呈现出了与中国市场迥异的特征。
再来看看销售端。张晖指出德国市场的销售结构大致分为三块：私人购买、公司用车、以及租赁和共享用车，而这种结构意味着金融工具在德国市场具有远超中国的战略重要性。汽车金融本质上是进入德国市场的重要工具，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主机厂在国内以因私购买为主的大背景下所不具备的。
在渠道模式上，欧洲市场呈现出多种模式并存的局面：传统的进口商和经销商模式、主机厂直接销售模式，以及订阅和代理模式。张晖建议，新进入者要与当地有实力的大型经销商集团合作是一种更为现实的路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轻资产运营、快速布网、快速触达客户，并能更好地利用经销商已有的金融实力和租赁公司合作网络。
二手车残值管理则是另一个展现德国市场专业性的关键领域。中国车企目前主打的是电动车进入欧洲，而其残值保障尚未经过市场充分验证，要解决这一问题，借助当地经销商网络和汽车金融工具是比较高效的手段。
通过与大型汽车租赁公司合作，再通过它们回流到经销商集团，可以有效管理二手车残值。
残值管理的另一个重要支撑因素是汽车金融手段，与银行合作时，金融机构首先会评估车辆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算出合理的租赁价格。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残值管理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品牌信任问题。必须把产品从设计研发到保险评级都做到与欧洲车同等甚至更好的品质，随着品牌与客户信任度的积累，金融机构自然会认可车辆的价值和残值。
当然，深度融入的本土化，也是必经之路。向好的是，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已经开始在欧洲，在德国建立研发和设计中心。
早在多年前，就有中国车企在慕尼黑设立了全球设计中心，一汽红旗、长安、东风、零跑、小米、理想等在慕尼黑都设立有研发中心，奇瑞、上汽、吉利等则在法兰克福及其周边布局。大家不约而同地加大了在欧洲市场的研发和设计投入，这已经不完全是一个贸易行为，而是真正的生态扎根，代表着对这个市场的决心和长期投入。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本土化？
当中国汽车企业跨越了合规门槛、熟悉了渠道规则之后，真正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如何在德国市场实现真正的本地化？
均胜电子多年的欧洲实践，提供了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范本。
均胜电子对本地化的理解，超越了物理层面的建厂和雇佣，吴枚指出，很多中资企业做了大量本地化的动作，但德国客户仍然和他们保持距离，因为归根结底做的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本地化，而不是德国市场真正在意的东西。
德国客户想要的不是一个物理上的办公室，而是背后的能力——工程能力、决策能力和深度的客户关系管理能力。这些能力层层推导下来，核心要素就是让企业变得可预期。
这种可预期性是理解中德商业文化差异的一把钥匙。吴枚进一步阐释，德国商业文化的底层逻辑不是关系，不是价格，而是说到做到的概率有多高。以均胜收购德国企业为例：当时没有成功的投资案例做背书，双方也没有多年合作的基础，真正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互信，靠的就是说到做到，股东做出的承诺一一兑现。
这种“说到做到”的文化，也体现在日常运营的无数细节中。吴枚指出了中德团队之间的一个典型文化断层：中方企业往往出了问题先内部解决，解决了再向客户汇报；但德方的预期是，出了问题要立即汇报，即使还不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因为在德国工程师文化里，主动报告问题是专业能力的体现，而不是软弱的表现。隐瞒问题、报喜不报忧，是对信任的最大破坏，这比问题本身还要严重。
这种文化差异同样体现在对流程和体系的重视程度上。德国采购是体系驱动的，而不是关系驱动的。吴枚表示，和德国采购总监吃饭不会加快准入，但在相关体系考核中评分的提高，则会实质性地影响供应商评级，因为这种评分是记录在系统里的，换了采购总监分数仍在。
“关系的作用是让对方愿意给一个进入体系的机会，但并不能帮助绕过这个体系”，吴枚如是说。
对于希望在德国市场长期发展的中国企业而言，这种对体系、流程、透明度的尊重是建立信任的必由之路。
王星从商会视角提炼了本地化的意义，目前中资企业出海还处在地理意义上的出海阶段，而最高层次的本地化其实是认知的本地化。一个企业如果真正能做到在当地建立起强烈的信任和稳定的可预期性，那么它就超越了初级的产品出海，达到了文化出海和价值观出海的境界。
这种价值观层面的本地化，体现在组织管理上就是对本地团队的充分信任和授权。
刘岭从跨国企业的历史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那些进入中国做得比较好的外资企业，比如知名的汽车和消费品品牌，它们是不是把本地的经营权、决策权交给了在中国的团队？如果任何一个决策都要反馈到欧美总部，中国本地团队只是上传下达，那么作为中国消费者，你会觉得这个外资企业能做好中国市场吗？这个问题直击要害：如果中国企业在德国仍然采用总部决策、欧洲执行的模式，又如何能够真正理解并融入德国市场？
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将自己定位为一家起源于中国的国际化企业，而不是一家纯粹的中国公司。要信任本地的决策团队，如果德国本地合作伙伴或客户发现，他面对的子企业高管是有决策权的，那么谈判和合作效率会大大提高。
王星同时也强调，合规、服务、渠道这些可以看作“术”，但真正的信任才是“道”。没有信任这个道，合规可能只是流于形式，服务可能滞后，渠道也会受阻。具体要如何做呢？第一，信任并充分授权给本地团队；第二，信任本地化的趋势和方向，与本地生态圈建立长期、可互相依赖、共同健康发展的信任关系。对于母子公司关系而言，战略一定要一致，子公司要独立运营，同时做好风险管控。
解决了组织内部的信任与授权问题之后，中国车企还需要清醒地认识自身在欧洲市场的真实竞争位置。那么，中国企业在德国市场具体的优劣势如何呢？
很显然，在新能源赛道上，中国车企借助多方面支持和企业自身的努力，确实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庞大的市场、完备的供应链以及成本和效率优势，如果简单的把这些东西照搬到欧洲，未必行得通，这应该也正是中国车企在德国设立研发中心的深层逻辑：除了做本地适配，更重要的是做一些在中国有局限、不容易完成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工作。
中德消费者之间，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中国，消费者最关心的是智能化，是自动驾驶、车联网，其次才是配置和参数，再之后是外观设计。但在德国，用户最关心的是可靠性——德国人持有车辆的时间平均比中国长得多；第二是售后服务和可达性——服务网点在哪里、修车多快能好、配件多快能送到；第三是总拥有成本，包括能耗、保养维修成本和残值管理。这种消费偏好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车企在德国，绝对不能简单复制国内的产品定义和营销策略。
长、宽、高、深，是沟通中嘉宾为中国企业支招时达成的共识。长战略，即要有长期的战略定力；宽网络，即售后服务网络要足够多、足够可触达；高品牌，即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高端品牌；深服务，即维修能力和配件周转率要足够深。而从研发角度看，还要特别注意三大杠杆：合规杠杆是基础，决定能不能卖；品牌杠杆，通过做好产品提升信任，进而提升品牌价值；产品杠杆，让产品真正符合当地用户的喜好。
中国车企出海真正的挑战不是技术不够，而是是否能够在欧洲的语境下重新定义产品，从而站上产品的制高点。
小结：“中国车企出海欧洲，已经不是十年前来学艺的小学生了，但也不是带着炫酷电车来拯救德国汽车工业的救世主”，吴枚指出，中国车企真正的身份应当是能够提供与德国同等安全、质量，同时还能补强欧洲企业在电动化、智能化方面短板的，与他们长期精诚合作、共创未来的可靠合作伙伴。
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汽车企业在德国市场上应有的姿态是，谦逊而不失自信，务实而不失远见。
目前，中国汽车企业进入德国市场，正经历从产品出海到体系嵌入，再到价值共创的深刻转型。德国市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每年的新车销量数字，而在于它作为全球汽车产业规则高地和信任熔炉的战略地位，在这里，企业不仅要验证产品的技术实力，更要检验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文化的包容性和战略性长期主义。
对于有志于成为全球性玩家的中国汽车企业而言，德国市场不是一道可以速成的选择题，而是一场必须耐心解答的论述题。这条路注定漫长且充满挑战，但方向已经明确平台杠杆炒股，步伐正在加快，而答案将在长期主义的坚守中逐渐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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