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股票配资公司 曹操也有“人设危机”？青年曹操到底经历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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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曹操而言，其宦官养孙的出身，始终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

几乎所有敌人，都会抓住这个要命的题目对他开战，以一条精密的逻辑链打破他苦心营造的“东汉拯救者”人设——东汉是被宦官搞垮的（世家大族与清流派的普遍共识），曹操是宦官余孽（确凿无疑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孙），而宦官余孽怎么可能拯救东汉？

要么就是围绕如何破坏这个人设而挖坑。比如孙权，就很直白地劝曹操篡位当皇帝。或者像刘备那样，造谣说曹操父子杀害汉献帝，从而为自己在西蜀称帝制造合法性。

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陈寿对曹操的家族谱系介绍得相当简单——虽泛泛承认为“汉相国（曹）参之后”，但仅上溯两代，到东汉大宦官，曾任大长秋、受封费亭侯的曹腾即止。至于曹嵩、曹操父子，则仅仅以一句“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出身本末。嵩生太祖（即曹操）”带过。

《曹操》，现代，李云中，国画。曹操作为宦官养孙，出身一直被时人鄙夷，其父曹嵩被宦官曹腾收养，可是自曹腾以上的谱系，曹家人自己的说法也是自相抵牾，一团乱麻

可与吴孙、蜀刘两家做一对比——

孙坚崛起草莽，确实无迹可寻，所以陈寿只给了一句“盖孙武之后也”。

刘备的谱系就要丰富得多，首先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然后梳理谱系“胜子贞，元狩六年封涿县陆城亭侯。坐酌金失侯，因家焉。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

《三国志》对曹操祖系介绍得如此简单，倒不能全怨陈寿。因为自曹腾以上的谱系，连曹家人自己的说法也是自相抵牾，一团乱麻。

曹操、曹植自称是曹叔振铎之后（周文王子，始封曹国，后为宋所灭）。曹操作《家传》、曹植作《武帝诔》称“於穆武皇，胄稷胤周”，即按此说。

曹丕、曹叡父子俩则听信经学家高堂隆的考证，又自称是大舜之后，如后来的《禅晋文》就自称“我皇祖有虞氏（即舜）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云云。

曹腾墓，位于安徽亳州曹氏家族墓群北侧。曹腾是沛国西界谯县（今安徽亳州）人，历事安、顺、冲、质四帝，后因拥立桓帝有功，而封费亭侯。他不但深得帝后信任，在宦官群体中人望很高，生前就将城南大片土地划为其宗族墓地，大规模修筑自己的坟墓

曹、夏侯两族共生关系

不过在这团历史的乱麻中，也不是完全无迹可寻。

线头在曹参、曹腾身上，证据则在《史记》《汉书》中。

曹参是秦末的泗水郡沛县人，开汉元勋，第二任汉相，因功封平阳侯。任汉相之前，曹参曾长期担任齐国相。时任齐王为刘邦长子、曹姬所生的刘肥。从曹参的任职情况来看，他极有可能是曹姬的同族，所以才能同时得到刘邦、刘肥父子的信任，坐稳汉初头号诸侯国的国相。

刘邦集团起于草莽，初期列侯封君之号并无一定规则，往往取决于受封者个人的喜好——如叔孙通称稷嗣君（标榜自己大知识分子出身）、如萧何封酂侯（地近老家，好衣锦还乡）等等。

平阳为邾曹之地望，如《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就有“越使来言邾田，……盟于平阳”之记载。曹参受封为平阳侯，也可旁证曹参自认是邾曹之后（但曹参之封地在山西平阳，与邾曹地望山东邹县平阳又差着上千里地了）。

曹参发迹之后，其直系后裔有平阳侯、容城侯两支，史书上虽频现踪迹，但主要生活在关中、平阳、容城等处，并无留居沛国的记载。

生活在东汉中后期的曹腾虽然也是沛人，但他是沛国西界的谯县（今安徽亳州）人，而曹参老家泗水郡沛县则在沛国北界——以今区划来看，中间隔着夏邑、砀山、丰县等三个县，还差着两百多里地呢。

与曹氏情况相似的，还有曹操的心腹大将，同为沛国谯县人的夏侯惇、夏侯渊兄弟。

夏侯氏亦自称为汉初功臣夏侯婴之后。夏侯婴是刘邦最为信任的马车夫，又称滕公。他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件事，一是曾刀下留人救过韩信，并把他推荐给萧何；二是彭城惨败中驾飞车带刘邦父子逃命，刘邦嫌孩子拖累，三番五次把自己的两个孩子踢下车去（即吕后所生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夏侯婴一次次又给捡回来，最后搞到刘邦连他都想杀的地步。所以吕后母子当权时期，对夏侯婴尊崇备至。

但夏侯婴发迹之后封在汝阴（今安徽阜阳），且《汉书》又有明确记载其曾孙夏侯颇因娶平阳公主，后世改姓孙之事——“及曾孙颇尚主，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故滕公（即夏侯婴）子孙更为孙氏”。故谯县夏侯氏自称夏侯婴之后，恐怕只能视为攀附。

但这位平阳公主的婚事，却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她是汉景帝长女、汉武帝之长姊，先嫁曹参曾孙平阳侯曹时，故称平阳公主。曹时死后，平阳公主又再嫁夏侯婴曾孙夏侯颇，到夏侯颇自杀后，她才得以再嫁卫青。这一情况中，就颇有收继婚的痕迹，表明了曹、夏侯两族共生关系之密切。

所以，东汉末年的沛国谯县曹、夏侯两族，自称为西汉初年泗水郡沛县人曹参、夏侯婴之后裔固不可信，但这两族的共生关系，却又与西汉初的曹参、夏侯婴家族如出一辙——陈寿在《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中，也记录了夏侯氏、曹氏在汉魏之间“世为婚姻”的多例实证，如夏侯惇之子夏侯楙娶曹操女清河公主、夏侯渊之子夏侯衡娶曹操侄女、夏侯渊之族子夏侯尚娶曹操族子曹真之妹。在同时期皇甫谧的《列女传》中，亦记载有夏侯令女嫁曹爽族弟曹文叔，在曹文叔死后，夏侯令女守节不嫁，先依附于曹爽，曹爽家族败亡后坚持守节，并领养儿子继嗣曹氏之后一事。

从以上实例可见，曹、夏侯两族的姻娅跨度甚大，是长期存在的家族传统，并不局限于以曹操为中心的政治联姻范畴。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如下——世居于谯沛地区的曹、夏侯两族长期存在密切的共生关系，彼此不但广泛地“世为婚姻”，还保留着收继孀寡孤儿的上古传统。在曹参、夏侯婴发迹出走之后，其同族虽因故从沛县迁徙到了谯县，但族群习惯却没有大的改变。故而东汉顺、桓之间，来自谯县曹家的宦官曹腾飞黄腾达后，便从有共生关系的夏侯家收继领养了一个孩子为继嗣。

这就是曹嵩的出身由来。

所以曹腾追溯沛国先贤曹参为直系祖先虽显系攀附，但谯县曹氏作为曹参家族的同源旁支，同认邾曹为祖，却又是有据可循的。

由于曹腾是按家族传统领养的嗣子，故而曹嵩的血统出身在家族圈子内并不是什么秘密——非但曹嵩、曹操和夏侯惇、夏侯渊清楚彼此之间的关系，就连东吴人作的《曹瞒传》，也明确指出曹嵩是夏侯惇的叔父，曹操与夏侯惇是堂兄弟关系。

若真如陈琳、陈寿所说，曹腾仅是个来历不明的“乞丐携养”“莫能审其出生本末”的人，那曹氏与夏侯氏两家的亲密关系就难以解释，陈寿把“诸夏侯曹”并为一传也就失去了逻辑依据。

曹腾发迹史

曹腾是东汉中后期著名的大宦官。他于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入宫，历事安、顺、冲、质四帝，后因拥立桓帝有功，而封费亭侯。

东汉宦官封侯是有先例的，如郑众之诛窦宪、孙程之诛阎显。但窦宪、阎显都是手握军政大权的外戚，所以皇帝才不吝封侯之赏。

但桓帝刘志之立，本出于“跋扈将军”梁冀和他妹妹梁太后的预谋操纵。《后汉书·桓帝纪》讲得很隐晦“本初元年，梁太后征帝到夏门亭，将妻以女弟，会质帝崩”——太后把时为蠡吾侯的刘志叫来洛阳，打算把妹妹嫁给他，但“没想到”恰赶上质帝崩，于是刘志就“顺理成章”当了皇帝。

曹腾墓地宫墓室内景。整个墓室用近千块长两米的青石砌筑而成，这在缺少石料的平原地带，亦属罕见，墓内随葬品几乎被盗一空，留下少量遗物：玉衣、玉枕、铜猪、鎏金铜构件等

梁冀手握军政大权，宫中又有太后主持，单看这一节，曹腾在“迎立”中最多干了些顺水推舟的事，似乎还谈不上有封侯的功劳。但我们若梳理下拥立过程，就会发现整个计划的关键，在于年仅9岁的汉质帝的死亡时间。

那他是怎么死的呢？

《后汉书·梁冀传》记载得很清楚，质帝当着朝臣的面骂梁冀是“跋扈将军”，梁冀“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基本可以认为是梁冀给质帝送了有毒的饼。

皇帝吃的东西，当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端去进奉的，必得朝廷心腹才有资格做。梁冀虽然权势煊赫，但毕竟是外臣，办宫中的事当然还得请梁太后来布置。

请皇帝吃毒药，太后当然得挑选最信得过的心腹。

而曹腾是很合适的人选。

《后汉书·宦者列传》最后是这样记载的：

“桓帝得立，腾与长乐太仆州辅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腾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

这批宦官共封侯7人，曹腾不但封费亭侯、位特进，且升任大长秋。

升官最快，可以想见他的功劳必是最大的。

曹操公园，位于安徽亳州，因园内有曹操家族墓群得名，曹操祖父曹腾、父亲曹嵩均葬于此

顶级官僚世家

不管在拥立桓帝过程中干过什么，身为宦官领袖的曹腾，在汉末浊世中的声誉倒不算坏。

曹腾不但深得帝后信任，在宦官群体中人望很高，就连站在宦官对立面的士大夫们，也有不少人欠他的人情——汉末公卿如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谿典、洛阳种嵩等人，都得到过曹腾的奖掖推荐。如后来当了司徒的种嵩就当众称：“今日为公，乃曹常侍恩也！”

有曹腾这样一个八面玲珑、遍树私恩的养父，曹嵩的仕途自然也很顺畅，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等要职，一路从二千石干到九卿。

再后来朝廷开“西园卖官”之例，他又花费巨额钱财买了个太尉当——跻身“三公”，此即陈琳檄文中所骂的“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云云。

曹操的少年时代，就成长在这样一个顶级官僚世家的环境中。

谁让曹操当上了孝廉

东汉的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主要围绕儒家学说体系运作，首先是“察”，即通过考察社会舆论评价来对官僚人选进行评价；然后才是“举”，由郡守将评价优秀的人选推荐给朝廷。

在这套体系下，以尚书台为主的中枢铨叙系统，掌握的权力就非常重要了——它既是儒家学说体系的诠释者，又是对这一学说的具体实践者，故常为儒家名士所执掌，能轻易决定士人的政治生命。所以哪怕贵至太傅、三公，若不带一个“录尚书事”的加衔，也不能算是真宰相。

由于以主观标准察举弊病太多，所以顺帝阳嘉元年（132），尚书令左雄就引经据典上书朝廷称“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提出应设立一些客观标准，比如说设置年龄门槛。除了限年之外，左雄还建议官员考察对象必须在基层任职“满岁”后，才得辟举。桓帝本初元年（146）又对基层任职时间，进一步明确为10年。

曹操生于桓帝永寿元年（155），于灵帝熹平三年（174）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阳嘉制的限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

至于社会评价——那就更糟糕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他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

社会评价过不了关，家庭出身、年龄、基层履历等硬条件也过不了关，但曹操这么个“四不靠”的人还是当上了孝廉。

那么，是哪个选拔官员这么不负责呢？

不是别人，举荐曹操的乃是河内温县出身的清流派名士、时任尚书右丞的司马防——司马懿的亲爹。

在违规举荐曹操这事上，司马防扛了很大的压力，大有闷头吞了个苍蝇的不适感。所以建安末年曹操当了魏王，总算是位极人臣了，特意在邺城请司马防喝酒，嘚瑟道：“孤今日复可作尉否？”意思是司马公，看孤家今日之成就，您也算没举荐错吧？